明治维新后，天津的劳务外包公司日本从农业社会开始转向工业社会，大量工厂出现，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当时企业为了和员工形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终身雇佣制的劳动关系应运而生。

而与终身雇佣制一同构成日本劳动关系的另一大支柱，是根据员工在企业中工作的年限，来确定工资和晋升的年功序列制度，两者对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等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但彼时劳动生产率仍然较高，失业率也低，但企业为了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就在维持这两种制度的基础上引入了绩效考核。

大概又过了十年左右，日本经济泡沫彻底破灭，社会陷入了长期衰退，企业经营处境越来越难，非自愿失业人数越来越多，资本为了企业和股东的利益而裁员成为常态，导致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日益遭受冲击，与此同时，临时工、派遣工、主妇兼职等形式的非正式雇佣开始兴起。

1986年，《劳动者派遣法》正式落地。此后的20年，派遣对象的原则从紧到松，业务领域也逐步扩大。截至2022年，日本劳务派遣工人数量大约能占到总就业人数的35%，且成为了对女性主要的雇佣形式。

反观国内的这两年，一边是大厂正式员工身上被贴上“35岁即毕业”的标签，一边是企业大量增设的“外包”、“兼职”岗，这些都在佐证同样的情况在我们身上也正在发生。

而这种雇佣关系，为处境本就艰难的打工人可谓是又添一道新伤。‍‍‍

劳务派遣何以存在‍‍‍‍‍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今野晴贵写的《吸血企业：吃垮日本的妖怪》，获得了2014年日本劳动社会学会奖励奖。该书一经出版，“吸血企业”一度成为了社会年度热词。

作者发现，在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日本之后，大量“吸血企业”（日语：ブラック企業）用劳务派遣用工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日式雇佣。日本劳动学社会学者绀野春树对这样的企业给出了定义：

新兴行业的成长中的大公司，大量地雇佣年轻人，并通过非法雇佣、过劳、职场霸凌等手段，榨干他们之后再大量解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普遍认为，年轻人在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自身的“自私”与“任性”。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哪怕是企业存在明显的违法行为，受到伤害的年轻人还是会从自身寻找原因，因此他们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但后来，人们渐渐意识到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于个体，而是企业的用工制度：通过大量录用大量解雇、夸大薪资待遇（高薪诱惑，实际上平均时薪不高）、正式员工有名无实、战略性地进行职场霸凌（日本法律严格无法轻易裁员，会采用职场PUA让主动离职）、不支付加班费等手段，用少到让人无法规划未来的薪资和让私生活崩溃的超时劳动来压榨年轻人，并且对他们“用完即弃”。

在日本 IT 行业同样流行着一个说法：“有体力就干，35岁就退休”。

但又因为日本的经济一蹶不振，工作并不好找。劳务派遣工的工作期限通常都比较短，且可能随时被终止，这就导致了就业的不稳定性，所以员工都害怕失去工作。尤其是年轻人，更加珍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种心态也促使大家主动地参与到职场竞争中来，企业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中筛选出更具性价比的员工。

而越是优等生，越可能深受其害。因为从小到大成绩优异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将自我价值与老师和家长的反馈进行深度绑定。在职场中，老板会用各种话术进行心理操纵，通过时而打击否定，时而给予希望，让他们彻底放弃抵抗，产生精神依赖，最后输入一套新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经济一旦过了高速发展期，企业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挑剔，不再将劳动者视为“家宝”，就业市场也会随之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一旦开了头，便很难再有回头路。

派遣工所面对的职场不平等

劳务派遣制度的兴起对传统日式雇佣制度造成了不可逆的冲击，于是日本法律一直在推动同工同酬。‍

但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中，派遣工与正式员工之间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像年金这样的福利保障，都很难保持一致。‍‍‍‍‍‍‍‍‍

比如有报道称，日本三菱电机的派遣工每小时工资仅1120日元，这是远低于正式员工的。还有一些公司，不给派遣工足额缴纳保险和年金，也不会对其进行职业培训。大多就是让他们从事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很难实现职业技能的提升，因此无论是转正还是升职加薪的机会都很渺茫。‍

又因为这种“外包”签署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跟公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劳动关系，所以想要举证公司违规操作也很难。即便是发生争议，被申诉的对象往往是派遣公司，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连带到用人单位，而日本工会的话语权也在日益下降，工会程序往往是流于形式。

更为让人感到委屈的，是可能会在职场遭遇到其实和不公平对待。比如前几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某大厂HR公开对“外包”说的一段歧视性言论：

你是外包，不是正式员工，麻烦不要随便偷吃公司的零食，注意素质。

这对人的精神和心理打击都是巨大的，派遣工没有归属感，也就谈不上工作热情和忠诚度。

而一些企业甚至会采取“战略性职场PUA”的手段，来迫使员工主动离职，被解雇的员工可能会因为这种颇具针对性的精神打击，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丧失回归职场的勇气。

所以，这些年我们能看到大量日剧在讲述逃出职场重压、重新找回自己的故事。

派遣工的社会风险

劳务派遣制让日本的企业从中获利，但却把风险在无形中转嫁给了社会来承担。

因为派遣工和正式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当经济不景气时，派遣工更容易失业，这无疑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成为不稳定因素，引发社会的不满。

而也因为收入低不稳定，即便是有工作的派遣工也不敢消费，这样内需难以提振，经济就没有办法正向地运转起来。

派遣制的兴起本身与日本经济增长停滞、人口步入负增长、社会向少子化、老龄化、单身化发展有关。但劳务派遣的普及，也在进一步加剧日本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平等。

当然，对于企业而言，劳务派遣制度也并非百利而无一害。

首先，人员的频繁流动，并不利于团队的稳定和业务的延续。其次，老员工因为担心传授知识后被抢了饭碗，也不愿意去培养新人。

于是，大家再也不会有日本经济腾飞时代里那种把公司当“家”的凝聚力，自然也就没了卓越企业的新故事。‍‍‍‍‍‍‍‍‍‍‍‍‍‍‍‍‍‍‍‍‍‍‍‍‍‍‍‍

过度竞争中的一代

但从个体层面来看，我们也不得不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研究机构、企业主，都在降低人的统战价值，增加劳动力的“可替代性”。

且这种降低人的“可替代性”是全球化的，并不是因为换一个国家就能有所好转。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市场化机构里的工作不稳定性会持续增加，大家要面对的可能就是合同转外包，外包转临时，临时转兼职，兼职转小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卷和急功近利必然会发生。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能做的就是搞清楚职场的虚名与实利，活在当下，为自己多做打算。是地主家的短工，就不要奢望地主会一直养着你。

即便说你现在有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一想加入明天失业，找不到下家，自己还可以做点什么。

这些年大家经常提及副业，事实上副业无外乎三种：一是靠出卖体力和持续坚持就能赚到钱的，比如开滴滴、送外卖；二是在你本身所在的行业，你可以深度参与其中一环；三是资源的“中介”，从中分一杯羹。而这三者的价值又是层层递进的。

还记得伯特兰·罗素在《幸福之路》这本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

高度的竞争不仅会让人的意志和肌肉持续过度紧张，这样的生活顶多也就能过一两代。经历了这种生活的人一定会神经衰弱。寻找各种方式逃避，连休闲消遣的时间也会像工作一样紧张和困难，因为已经无法放松了，最后消亡于不能繁衍。‍

我们就是在过度竞争中生存的一代人，理想的浪漫空间早被压缩没了，只剩生存和跨越阶层的欲望。

李诞说过，人生在世，你只需要知道两件事：

一、这世上绝对存在不需要读书也很聪明，不需要努力也过得很好，甚至不需要钱就能过得很快乐的人。

二、那个人绝对不是你。

所以，每个人活得都并不轻松。普通人也不必焦虑，从山脚爬到山顶的人很了不起，从深渊爬到山脚的人同样也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