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塘沽麦克企业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平哥，一个嗓音洪亮、结实憨厚、为人正直的蓝领招工平台的老板。“现在招工太难了，旺季甚至要四五千返费才能招到一个工人”，他愤愤不平地说着，“有些黑中介就在路边摆个椅子坐着，一年坐收百万”。虽然对“招工难”早有耳闻，但平哥谈到的“返现”，以及围绕“返现”展开的劳务大战还是让我瞠目结舌。

什么是返费？返费如何串联起制造业工人、劳务公司与工厂？这同新时代农民工的流动与生存状态又有何种关系？一时之间，头脑中涌现出诸多疑问。

在平哥的描述中，工人是精明的，工厂是无奈的，劳务公司是被动的。这幅图景冲击着我对工厂体制中压迫者与反抗者的旧有想象，我很想知道：面对如此严峻的用工危机，制造业生产如何维系，谁来负责为世界工厂输送劳工？

劳力交易：新街市场的中介营生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来到了长三角一个制造业的重镇，这里订单经济发达，不少大型制造业企业云集于此，因此也深受“用工荒”冲击。据平哥说，新街是该地最为热闹的劳动力市场，“那场景有点像小说里写的奴隶贸易，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一走进新街，我就感受到这里劳力生意的火热。新街俨然是个自发性的大型人力资源集市，各种中介招牌店面林立，让人目不暇接。新街右侧分布着“中介巷”与小吃摊。“中介巷”集中了大大小小上百家劳务中介和黄牛。店面有大有小，有些劳务中介仅在路边竖起几块招工牌、摆上一把椅子，即开始营业。

求职者进入中介巷，便不断有劳务中介员与之搭话提供工作信息。当然，他们只推荐与自己有合作的劳务公司所负责的工厂。在布满小型中介店的街上，我和工友随意进入了一家中介店求职。这家职介店面积不足二十平米，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很多小中介的执照来源并不正规，一般称其为黑中介），房间灯光昏暗。

老板娘是一位中年妇女，一进店便拉着我们加微信，“加个微信以后我们就是好友，方便联系”，之后开始嘘寒问暖为我们挑选合适的工厂：“小年轻嘛进L厂，活不累工资高，十二小时两班倒，包吃住，宿舍就在厂对面”。

我们与中介商定好进某家厂后，中介老板娘便让我们交出身份证进行登记。一些中介检查完后，会在每张身份证上贴上纸条，注明是由谁送来的，方便后续交接。

每天十一点到十三点，黄牛与劳务中介把自己带来的劳动力送到各劳务公司在新街的摊位，经各劳务公司人员进行人员登记和清点，待达到一定数量后即派车载往劳务公司进行面试。

整个新街左侧挤满了等候被调度的劳工、忙于接送工人的劳务中介员、黄牛以及等待接人的面包车。我观察着这些前来送人的黄牛或小中介，他们身材魁梧，穿着时尚，手臂上的纹身赫然在目，颇有一股“社会人”的气质。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还有一些拍照与卖笔的商贩，他们用扩音喇叭喊着：“笔2元一支，拍照10元，考试要用到！”劳务公司人员也用喇叭喊着：“进某某厂的人到这集合！”叫卖声和吵嚷声不绝于耳。

劳务外包：“用工荒”时代的招工模式

新街的中介营生之所以如此火爆，缘于当下制造业企业的用工困境。一方面，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工厂的用工量巨大，千人、万人以上的用工规模非常常见，而富士康这类工厂，甚至达到十万以上。

另一方面，作为国际代工体系的重要一环，订单波动与用工需求之间关系紧密。由于订单严格的交货时间限制与巨额违约金，制造业的招聘时效性很高，这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招聘难度。因此，制造业企业一般将普工招聘外包给劳务公司，由劳务公司为其组织、筛选与输送劳动力。

出于对淡旺季收益的衡量，企业试图打造一条灵活雇佣的链条，通过“淡季解雇-旺季多雇”的模式对应季节性的招工需求，以弹性的用工模式实现最大化收益。外包同时规避了企业淡季解雇工人所引发的劳资纠纷与经济赔偿。

一位人力协会的成员告诉我：“他们厂里要有人给他担风险呀，不然淡季招那么多人不得亏死。每个厂都有几种不同的用工形式，外包工就是淡季我要踢掉的。工人被辞退就去厂里吵也没用，厂里说这都事先有规定的。”

外包体系：劳务公司、黄牛与小中介

劳务公司从企业承接招工任务，但并不独立完成，而是主动将任务分散，从黄牛和劳务中介手中收购劳工，形成了“劳务公司-黄牛-小中介”层层分包的中介招聘体系。

这种“分散-收购”对劳务公司有利，一方面黄牛和劳务中介数量众多，可以扩展关系网络更有效地挖掘和组织劳动力；另一方面，劳务中介和黄牛受法律资质的规制较少，多数以小团队或个人的形式流动招募求职者。在逃避监管的情况下，流动招募避免了统一定价的形成，招募者可以动态调整劳动力价格，节约劳务公司的招工成本。

在这其中，中介组织之间并未签订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仅基于信任关系及其他制约条件达成协作。在这样一个层层分包的招聘体系背后，中介组织之间不仅存在合作，更存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结构——劳务公司会为争夺企业的招聘代理权而竞争；另一方面，小中介、黄牛与劳务公司也因劳动力数量与招聘费用相互牵制。

谈起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一劳务中介人员告诉我：“有些中介都很牛叉的，做了十年以上，劳务你钱没（给）到位就不给你送人，都要给他面子。”

在这样的外包体系中，劳工相当于被不断转手和定价的商品，经过三四道流程才输送进厂。有时，工人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被转手了几次。就像K厂的工人小徐，当我问起他的进厂经历，他一脸迷惑的回答：“我是通过李姐（中介）进的，但不知道怎么又到这里，自己也搞糊涂了。”

至于为什么最初选择李姐，他坦言原因很简单，对方承诺的返现很高，还会在他拿到返现后，推荐他去其他工厂，“一个人就只能拿到一次返费，拿到返现后再去其他厂再拿返现，一年可以拿到好几万呢，正儿八经在里面上班就没多少钱”。

“返现”激励：中介链条的核心动力

小徐提到的“返现”堪称劳务外包体系运转的动力，也是串连劳务公司、黄牛、小中介和工人的纽带。用小中介老板娘小美的话来说：“返现就是劳务给我们的，我们再给你的钱，为了鼓励你进厂……返钱是工资外的，你放心，通过我们肯定拿得到，我们都做了十几年了。”

不过赚取返现，并不像小美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工人能够拿到“返现”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即需要在厂工作满45工作日或以上且不出现违规情况。同时，“返现”高低呈季节性波动，旺季更高，而淡季较低，设置这种非正式激励的初衷在吸引并调节工人求职进厂。

“返现”由劳务公司出资，其分发通常要经过“生产车间线长-工厂管理人员-劳务公司-黄牛-劳务中介”五个环节（环节的多寡会视合作情况而变化），最先由工厂中的线长负责核对每位工人的工作量，再将符合条件的工人名单上报至管理人员；随后，管理人员将“返现”与人员名单交付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将“返现”打入黄牛账户后便不再介入，后续返给工人多少由黄牛、劳务中介自行决定。

通过设置返现，劳务公司得以在旺季吸引足够的劳工并对其工作量进行间接控制，黄牛与劳务中介也可以从挖掘与组织劳动力中获取利润。

如果说“返现”带来劳务公司利润空间的缩水，那么对劳务中介和黄牛而言，“返现”则是其扩展利润空间的源泉，是在工人不断离职与求职中制造出的生财之道，工人每次回到劳动力市场都会为其带来一次新的收入。因此，劳务中介与黄牛会鼓励工人仅达到就职时间的最低要求，在拿到“返现”后第一时间跳槽，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被再次定价与销售的自由劳动力。

如此这般，一方面可以再赚一次招聘代理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劳动力紧缺的现象，炒高“返现”提高抽成收入。如一位从业人员所言，在“稳定就业”上，劳务公司和劳务中介有着根本的利益分歧：“劳务中介巴不得工人流动越快越好，今天赚一千，明天赚一千五再离职。”

“自由”的工人：中介链条中的传输品

很大程度上，中介链条成为工人快速跳槽的推手，既然已经一无所有，许多工人就选择用这自由换取些许返费。小张就是其中之一。他坦言道：“我一年换了好多家厂，那些厂里的都不把我当人看，有次在线上睡了个懒觉就被解雇了。反正我也不想在一个厂长时间干，拿了钱就走，有时候比那些正式工拿的钱还多。”

但是，每次换厂都为其带来了生理与心理上的疲惫。他不无心酸的说：“每次换厂我也很累，还要体检，每个厂的体检单不通用的，你看我现在这么瘦，都是抽血抽的。”

至于赚返钱的难处，小张也有所知晓，就是要进电子厂做外包工，一方面工作时间很长，对身体不利；二是学不到任何技术，只是简单的重复性操作。但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他认为这是被迫之选：“我初中都没毕业，你说我能进什么厂，进的都是垃圾厂。我也想提升学历，学些技术，但都没时间，现在也没精力。”

像小张这样的工友还有很多，投身于外包工的茫茫大军，离职又返工，靠“返现”消费带来的愉悦感驱散生活的迷茫与空虚。

比起工人，职介所的中介员过得也并不幸福。和小张年龄相仿的晓月是一名职介所中介员，从事这行一年多，已经心生厌倦。“我工资很低，工作很累，整天要和那些劳务中介打交道，感觉自己整天生活在一个伪装的世界。这里什么人都有，整天谈的就是钱，我一下班就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看剧，哪也不去。”

一些工作上的糟心事也令晓月无所适从，这样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劳务公司的压力，当她挑选的工人数量少或者无法输送进厂的时候（工人身体有问题），劳务人员便对她指责；二是工人的压力，一些求职者为讨要返现会上门闹事，对此她颇感无奈与愤懑：“那些人就是无理取闹，说好了（返费）过多久发给他，他就来闹。你是没见过极端的，一些人就趴在这边不走了，扰乱我们生意。”

谈起她的过往人生，晓月经常落泪，她直言自己作为一名底层打工仔的不易。此前她一直在电子厂工作，对工人这块也了解，所以选择中介行业。但是从事该行业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充实与快乐。但就现阶段而言，她也只能从事这份职业。谈到未来，她似乎并没有抱多大的期望，只说走走看吧，可能走到哪里她也并不知道。

“世界工厂”的未来

过去的四十年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工队伍，源源不断的青壮年从乡村走入城市，成为打工妹、打工仔，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能量，将中国打造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然而时过境迁，从2013年起，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开始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制造业用工成本与工人离职率出现增长。

据统计，2011年，制造业企业的平均涨薪幅达到13%，但当年制造业工人离职率高达35.6%，高居11个受访行业之首。2015年，制造业平均薪酬涨幅达到7.1%，但离职率达到28.9%，再居11个受访行业之首。我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平均每个劳工一年换3-5个厂，流动率最高的电子厂工人进出比例为2:1。

面对日趋严峻的现实，由“工厂-劳务公司-黄牛-小中介”构成的中介链条是否能维系劳动力市场长期稳定的运转实属未知。越炒越贵的返费，越来越薄的利润以及越来越高的离职率似乎蕴含着一种隐忧。

我无意在去批判这样的一个中介市场，某种程度他们为工人就职提供了一个平台，也分担了用工企业的诸多压力。简单粗暴地取代中介链条或打击非法中介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中介机构的参与如何能提升工人的就业质量，如何让工人过上体面的生活，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文中提及的新街及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改写自学术论文“经营‘灵活性’：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生态与制度环境”中的田野研究。文章收录于期刊《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刘子曦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朱江华峰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